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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房秩五的优良家风(一)

发布日期:2020-06-28 浏览次数:605


2012年10月2日,由浮山中学1982届200余名同学捐资铸造的房秩五先生铜像在枞阳浮山中学隆重揭幕。当时的安徽网讯和现在的百度词条均称:房秩五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关于房秩五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以《桐城房氏宗谱》和房秩五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以及《浮渡山房诗存》等为第一手材料,研究从房秩五的祖父到房秩五的儿子房师亮形成的优良家风,尚属首次,对于深化细化安徽地方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房秩五家形成的敬畏文化、酷爱读书、孝亲爱族、重义尽责、乐善好施、文化启蒙、潜心办学、育才强国的优良家风,有借鉴和传承的价值。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号鲁岑,晚号陟园老人,桐城县浮山(今属枞阳)人,清末秀才。1903年与陈独秀等创办“青年励志学社”、“藏书楼演说会”、《安徽俗话报》。次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主持芜湖速成师范学校,兼任桐城中学学监、省教育总会干事。1908年春,赴东北,先后任奉天防疫总局长春开埠局文案、《盛京日报》编辑。1911年任《东三省日报》主笔。1912年任北京《司法公报》主编。1913年任湖北宜昌厘金局局长。1916年任秦皇岛柳江煤矿经理。1918年任北京斋堂煤矿坐办、华意银行协理。1921年任芜湖道尹。离职后,奔走于社会各界,参与反对军阀贿选安徽省议员活动。1925年创办浮山小学,1927年再办浮山中学,任董事长。曾多次掩护中共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1949年后,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安徽省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常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4日,病逝于安庆。著有《浮渡山房诗存》等。



敬畏文化


尊重知识、敬畏文化,是房秩五的优良家风之一。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1828-1900),讳肇伯,字学乾,号朗如,晚清秀才。据房秩五写的《先祖朗如公传》,他祖父经常说:“人心之大惧者,惟无所惧,斯无所不为矣。”(《桐城房氏宗谱》,卷18。) 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害怕的,是没有敬畏之心,丧失了敬畏之心,就必然放纵欲望、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丧心病狂,什么事都敢做。敬畏之心,古已有之。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君子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这就把有无敬畏之心,当作是“君子”还是“小人”的分水岭。明代方孝孺认为:“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值得一提的是,房朗如深受桐城派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文化的敬畏,甚至到了不能亵渎任何有文字的纸张的程度。房秩五继续写道:房朗如先生筹集资金,建造“惜字炉”,派人外出收募有文字的纸张,然后在“惜字炉”中烧化。诚然,在今天看来,将有文字的纸张焚烧,无疑是一种浪费,但这种敬畏文化的精神,一直为桐城的普通老百姓所传承。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吴鹏森教授在《乡村叙事》一书中说:“重视读书成为桐城人的一个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普通老百姓的人文素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老百姓对待读书人有一种天然的尊敬和爱护,对文字甚至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敬畏。记得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我有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不能亵渎任何有文字的纸,尤其不能将有文字的纸张作为手纸来使用。凡是有文字的纸,在不需要时只能焚烧,不能遗弃。因此,在焚烧这些无用的纸张时,颇有点‘黛玉葬花’的味道。”(吴鹏森:《乡村叙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7页。)


酷爱读书


热爱文化,酷爱读书也是房秩五的优良家风。房秩五和他的祖父都是“秀才”出身,伯父是“孝廉”出身,房秩五的儿子房师亮留学德,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一家都是酷爱读书的书香门第之家。房秩五的父亲房乔甫,虽然未获得科举出身,但他亦耕亦读,自学成才。他幼年失学,外出打短工(做临时工)有10多年。后来,跟随他外祖父陈公读书识字,其间饱览稗官野史,学习十分刻苦认真。有一位老农,笑着对房秩五说:“你父亲过去和我们上山砍柴,每天鸡叫就起床,头顶冷清的明月,脚踏惨烈的冰霜,我辈唱砍柴的山歌,你父亲则背诵诗文,一边背诵一边走路,以相互应答。我辈疲倦了就躺在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你父亲则端坐,手执一篇文章,细心研读。你豈能知道呀,你父亲治学是那样的勤奋和刻苦,并已形成了良好的习惯。”经过数年的积累,房乔甫学问渐长,读书的体会与时俱进。夜晚,取当时科举制特科考试的诗、赋、论、经、史、制、策等文章,专心致志的摹拟。有一天,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他的外祖父陈公批阅。陈公看过以后,十分惊讶地说:“果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很好!” 乔甫听后十分高兴,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全部呈给自己的父亲朗如公。朗如公阅后,又亲自面试,确信这些文章是他儿子的作品,于是做出决定:停止农耕,让他读书。


当时,乔甫已24岁,苦学6年后,当上了乡村塾师,以塾师为业,授徒自给。秩五兄弟自幼随读。到了晚年,房乔甫更热爱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面对“全盘西化派”“遂使古先圣王诗书礼乐之文,孝悌忠信之道,益不能明于天下”的状况。他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固然重要,但不能只学皮毛,要学到实质。同时,我桐城县先辈贤人如左光斗、方苞等人,其学问和品德,也应受到人们的敬重,也值得取法和示范,值得传承和发扬。(《桐城房氏宗谱》,卷18。)房秩五一生“雅好读书,一编不去手,日有记,未尝间断。留意乡邦文献,著有《读桐城耆旧传随笔》、《蹇庐杂记》、《我的自传》等,为桐城地区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房章汉说:秩老经常写读书笔记,其《日记》具有史料价值。可惜有8本日记,毁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火。秩老“生平喜为诗,感事抒怀,哀然成帙,尝自订其稿,曰《浮渡山房诗存》者四卷,”收录古近体诗约三百首, 马厚文在《浮渡山房诗存·跋》中评价道:“其词旨芳洁,兴象华妙,骚情雅思,蕴藉深厚,有风人之遗意”。光明甫更是认为房秩五与方磐君、李光炯堪称清代以来的桐诗“三足,为桐诗称后劲。”(吴闿生,房秩五著:《北江先生诗集;浮渡山房诗存》,合肥:黄山书社 ,2009年,第391、284页。) 《浮渡山房诗存》,曾印有线装本。2009年,黄山书社将吴闿生著《北江先生诗集》和房秩五著《浮渡山房诗存》合卷出版,荣列《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第一辑。




孝亲爱族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亲就是孝敬父母、孝敬长辈,这是房秩五又一优良家风。房秩五的父亲房乔甫,对父母十分孝敬。1849年5月30日,房乔甫生母不幸逝世,当时乔甫才2岁,继母疏夫人,管教子女十分严格,对乔甫视如已出,乔甫未能孝敬生母深为遗憾,对继母十分尊敬,抱诚守真,终日问安,对其衣食住行,关心备至,数十年如一日,故乡人都称赞他难能可贵。1915年,房秩五在宜昌供职,乔甫到宜昌看望儿子,未及十日,就归心似箭,房秩五想挽留父亲多住几日,乔甫说:“不可,你祖母在家,我留在此地,心不安啦!” 房秩五的母亲殷氏(1849-1901)十分孝敬长辈。例如,殷氏的母亲岁数大了,行动不便,在家生活贫困,殷氏就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礼养数月”,“其或未及迎养之时”,也不断派人送去味道鲜美的食物。然而,房秩五家并非富有,“其所以克将其孝意者,皆由节食缩衣,含辛茹苦而来,此尤恒情之所,难能而可贵”。(《桐城房氏宗谱》,卷18。)房秩五本人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孝子。1900年冬,房秩五为“侍母病”,从敬敷书院辍学。1901年,为侍母就近设馆于汤沟镇汪朴斋家,5月因发大水而散馆,归侍母病;8月23日母逝,居家守孝。爱族,就是热爱房氏宗族。例如,房秩五父子对第七次纂修《桐城房氏宗谱》是有贡献的。《桐城房氏宗谱》“自河西唐宗尹先生删定家规、条陈、世系,厥成于万历戊戌年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即1598年,此后至民国五年(1916年)八月,在这318年间,《桐城房氏宗谱》纂修七次,传承至今,为桐城房氏家族留下了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房秩五的父亲房乔甫及其家族诸位君子,不仅组织完成了宗谱的第七次纂修,还派遣其子房秩五出面,约请许世英,为宗谱作序。


许世英(1873——1964),安徽秋浦(今东至)县官港镇许村人。字俊人,又字静仁。幼从私塾,1891中秀才,1897年以拔贡生参加廷试,得一等,授七品京官分发刑部任事,从此跻身官场。获得一等嘉禾勋章、担任过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内务总长、福建巡按使、奉天(今辽宁)民政长,为之作序时,任交通总长。许世英秉持“顺正理行事,重多数利益”理念,恪守“清、慎、勤”三字经,历经晚清、民国、台湾时期,一生迭宕起伏,宦海浮游60余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政治人物。许世英和房秩五是挚友。有文章说:许世英、房秩五,都是安庆敬敷书院的高材生,同学的情缘,同乡的地缘,共同的人品,共同的理想,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世英作《桐城房氏七修宗谱序》,既是研究《桐城房氏宗谱》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许世英本人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他说:“民国五年秋八月,桐城房乔甫先生暨其族诸君子纂修家乘,遣哲嗣秩五乞序于余,余虽然未面先生,而秩五君则余挚友,且深达于治世之大体者,是乌可以不文辞。房氏受姓之始,其谱旧序论之详矣,其远袓显达著名史册者,考之《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一可按,而迁桐始祖,则为生于元末之仁仲公。自胜朝初叶至同治三年,其族谱之修,计凡六次,今先生之所有事者,则为第七次矣。夫谱牒之学,古人特剏(创)其体,经纪帝王世系,若所谓世本、世家、世表,均为谱牒。嚆矢后人,或沿其意以为家谱。盖吾国中原著族,受姓之始,其十八九皆起于三代诸侯受封、天子之赐。鲁众仲之封隐公谥族之间,其言详矣。自战国以迄于秦,封建之制废,而古帝王诸侯后裔,散在民间,乃至或沿旧氏,或成新族,派衍益蕃,涣漫滋戄,家谱者即所以救其失而弥其憾、本古先王尊祖敬宗遗意,以一本而衍为万殊,而汇于一本,苏明允氏,所谓使之油然,生孝悌之心,而不至降为途人者,此物此志也。先生年届古稀,精神矍铄,怵世变之日,棘戄族众之无稽,早夜孜孜,力成斯举,谓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与抑,吾闻之桐城山水之佳,以浮渡为最胜,而房氏实萃族环居于此山川,灵淑气有独钟,景物清幽,人多美感,则其族之笃生英贤,耀兹来叶者,其又可量也耶,余故乐为序之,以观其后。”



重义尽责


重义尽责,是房秩五的又一优良家风。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先生,伸张正义。“乡邻有争讼不就”,朗如公“评决则已就,必委婉开导,使各得其平以去,以是乡里(朋)党间熏公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几,远近妇孺,咸称道不置,云公内行敦笃”。房秩五的父亲乔甫先生,继承了伸张正义的优良家风,“族党有争讼,得先生一言,无敢间(闲)然。”房秩五的伯父,讳兆麟,字征甫,晚清举人,雅称“孝廉”。房“孝廉”曾赴“礼部”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留滞北京,以做私塾先生教授学生为业。1887年,“某河督以河工劳绩”保荐房征甫“以知县遇缺尽先选用”,房征甫不但以“未亲其事”断然拒绝,而且还“不谒某河督致谢。”房秩五曾盛赞伯父这一正义之举,晚清爱国将领聂士成将军 “闻公植品之高”,遂聘为家庭教师,专门教授他的几个儿子。1900年,八国联军陷大沽,直逼天津,聂士成率军抵抗于八里台,壮烈殉国,谥号“忠节”。此后,房征甫继续做他的家庭教师,直到“垂老返乡”,曾经接受过房征甫帮助而前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桐城房氏宗谱》,卷18。)房秩五是一位重情重义且极富正义感的文化人。他曾办过实业,又为官数年,但不论做什么,他都始终没有忘记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艰难。这里试举一例,以显示房秩五匡时救世的豪迈气概和伟岸人格。1911年春,房秩五出任《东三省日报》主笔,《东三省日报》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暗自定下办报宗旨:“对外应付日本,对内联络革命党人。”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与日人相勾结,加紧了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房秩五也屡屡抨击时政,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渗入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予以揭露剖析,遭到当局的忌恨,伺机寻衅迫害。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房秩五冲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反动军阀的封锁,联络天津各报一致行动,于12日头版头条发布消息,详细报道了起义经过,大量发表支持辛亥革命的文章。赵尔巽惊慌失措,乃调外城统领张作霖进城任保安司令,并对他和报馆严加控制。反动当局于同年11月20日夜晚指使暴徒二三十人闯进报馆,捣毁机器,并进入宿舍,将房秩五拖到院中,两人控住其右臂,有人横举铁棒边砸边骂:“汝乱写文章,今将汝手打断,看汝能写否?”(汪学勤:《拜读浮山》,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62页。)


暴徒们打折了他的左臂,并成终身残废。重情重义,表现在房秩五对别人给自己的好处或者恩惠,终生牢记,没齿不忘。在《浮渡山房诗存》第二卷有一组以感旧为题的七言律诗,作者在序言中说:“近日追思往事,就已逝前辈、同辈中有德于我者,或受学,或受知,或受惠,一以身受先后为序,各系一绝,以誌感眷,共十二首。”分别“感眷”疏兰泉、陈剑潭、马通伯、龙赞卿、杨鹤崖、方伦叔、汪朴斋、吴汝纶、潘晋华、方玉山、吕燮甫、先德蓉川共12人。另外,第一卷《蹇庐吟》有《哀秋瑾女士》、第三卷《双瞻阁集下》有輓陈独秀的诗作。略举例说明如下:1902年,吴汝纶在安庆创办桐城县学堂,邀房秩五为“五乡学长”之东乡学长,“城乡马子潜,南乡吴受益,北乡光明甫(明甫已入南京高等学堂,改吴梦雏),西乡宋胪初,东乡则余(房秩五),“五乡学长”是兼学习西学和辅导中学于一身的职位,可谓是“亦学亦教”。吴汝纶对房秩五说:“汝辈年长,不及习西文,可学日文,借求新知识。”尔后,房秩五籍吴氏及桐城学堂之力留学日本,学问、知识突飞猛进,一年后复回安徽,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层面。吴汝纶乃桐城派末代宗师,“曾门四弟子”中的最杰出者,且大力提倡和推广“新学”,高名早为天下人所知。多年以后,房秩五仍清晰记得当时随师受教的前后经过及其对先师的怀念。他说:“是时先生借抚署南院屋为校舍,移住其中,筹办一切,预计明年(1904年,笔者注)正月开学。十二月初余解馆侍先生,二十余日朝夕讲论,受教良多。二十三日辞归,先生曰:‘余数十年不在家度岁,越数日吾亦将归矣。’讵除夕抵家,元旦得病,十二日即归道山。先生葬南乡义津桥附近,余养病浮山时曾屡竭先生墓。”房秩五写诗怀念恩师:“早有高文空一世,晚将新学迪诸生。百年终遂还山愿,谒墓人来泪几倾。”(以上引文均见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335页。)房秩五怀念“先师”吴汝纶对他的帮助,他遵循恩师的遗志,在吴汝纶未竟的教育道路上阔步前行,继续完成吴汝纶毕生追求的教育理想。


吴汝纶(1840-1903)


1904年,房秩五东渡日本学习速成师范时,结识了秋瑾(1875~1907)女士,在东京,他们时相过从,畅谈时事,“鉴湖女侠”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曾先后加入和组织三合会、演说练习会、共爱会,主办《白话》杂志,其反帝、反清的主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7年7月,秋瑾因与徐锡麟共谋皖、浙地区光复军起义之举,事泄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年仅33岁。时任安徽教育总会干事的房秩五闻讯,万分悲愤,写了七律《哀秋瑾女士》:“昔承风采三洲外,今痛霜寒六月初。嫈姊岂甘埋聂政,女媭宁忍詈三闾?蛾眉谣诼千秋恨,碧血淋漓七字书。江上潮音呜咽语,万千哀怨诉灵胥。”诗中回忆了1904年在日本东京与秋瑾相识的历史,今日烈士被害,实乃六月飞霜之冤。并以战国时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之姊聂嫈、爱国诗人屈原之姊女媭作比,高度肯定了秋瑾侠肝义胆和对革命的忠诚。继写敌人对秋瑾的谣言毁损留下的是千秋遗恨,女士临刑时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乃饱含血泪之言。最后以江上潮音呜咽、怒涛滚滚象征冤情难诉、哀怨无边作结,满腔悲愤溢于言表。(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281页。)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女士


房秩五早在1904年就与陈独秀相识相知,两人当时志趣相投,成为密友,共同组织和参与了安庆藏书楼的反清革命活动,后携手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任主编,房秩五任教育版编辑。在文化启蒙诸问题上,两人多有交流,且观点颇多一致。在该报的教育专栏上,两人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的内容比重,形成育人才、强国家的思想理念。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帜,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一生波澜壮阔,但无论是巅峰还是谷底,房秩五与他终生相近。1942年5月,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房秩五闻讯作诗《輓陈仲甫》二首悼念亡友:诗曰:“盛唐山下昔婆娑,斫地悲哀发浩歌。”接着,诗中回忆了当时他们在安庆藏书楼开会演说“舌战雄能逃竖子”,及一起创办《安徽俗话报》时“笔诛严更懾群魔”的气魄和影响,怀念他去日本留学前曾到芜湖科学社图书馆小楼与陈独秀聚谈3日,陈独秀冒雨亲送他到船时“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的难忘之情,抒发了“往事苍茫谁与语,侧身西望泪滂沱”的诚挚哀悼之情。(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279页。)又曰:“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世人多谓君非孝,其实,君事母极孝。母目瞽,每食,君必亲奉菜至母碗中。母逝江津时,君着麻衣,匍訇痛哭,至为其徒某非议)。野史亭中虚左席(囊见有人著《中国经济史》,内夹装白纸三页。审之,皆当叙君事恐触时忌,不敢书耳),故书堆里绝纬编(君晚年著《石安字说》数种)。古人菲薄今人笑,敢信斯文未丧天。”在房秩五眼里,陈独秀是个至孝之人,无可非议,即便后来时忌甚多,房秩五仍旧不改初衷,与陈独秀后人交从过密。1950年以《感事》示陈之三子松年:“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西华葛帔孤儿泪,犹傍青门学种瓜。”那一年,陈松年在安庆东门外种地数亩,寻求计生。


1956年秋,友人从旧书摊中检得《安徽俗话报》4册,持以见示,房秩五翻阅良久,如见故人,写成两首《追悼三爱》的绝句,三爱是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笔名,并在诗前用360余字的小序详细追记了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与办报的经过。诗曰:“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繙益惘然。季子音谷犹彷佛(君子松年言语,笑貌酷似君)诸孙头角各峥嵘〈松年有子女四,长女玮,已入北京钢铁学院)。藏书楼址依稀认(清末壬寅年,君在安庆演说之藏书楼,今已改观矣),忍过山阳听笛声。”(以上引文见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357、390页。)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


1904年,房秩五东渡日本东京学习速成师范时,曾得到在东京的好友潘晋华的帮助。潘晋华(1877 -1921),名世琛,爱国民主人士。1897年留学日本警官学校,1901年与留日学生陈独秀相识,开展反清斗争。1906年回到安徽陆军,任安徽巡警学堂总教习。柏文蔚任皖督时,被安徽省参议会推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任职期间,曾参加倒袁运动。1914年,任桐城县教育局局长兼崇实小学校长,并先后创办县立女子小学、乙种农业学校、木崖小学等。1920年,被聘为芜湖职业学校校长。一年后,辞职回乡。房秩五因家庭贫困,到日本留学的全部费用仅有桐城中学补助的100元钱。到东京2个月以后,“旅费即罄,君时亦在东京,劝余藉译书资助,并允代借刻资。余乃译《教育心理学》一书,君为付印,先后凡三版,除还刻资外,余款足资学费。”房秩五翻译的日本学者小泉又一所著《教育心理学》一书,是我国教育心理学的拓荒之作。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教育心理学教材,在讲到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史时,都一致认定国内最早出现的教育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是光绪末年由房宗岳(房秩五,名宗岳)译日本小泉又一所著《教育心理学》一书。(敬军主编:《教育公共基础知识 笔试部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房秩五晚年曾写诗感怀潘君当年的义举和译书一事,诗文道:“江岛飘零百感侵,多君惠我刻书金。成连一去知音渺,凄绝人天海上琴。”(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第335页。)